揭秘日本神秘的“竹机关”,其都策划了哪些具体活动?

张宪文: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学社演讲嘉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决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侵华方针后,便加紧实施诱降策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诱降活动是日本侵华的最重要内容。为达成目的,日军制订了各式的诱降计划,建立了专门实施的特务机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诱降行动———“和平运动”。

早在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了旨在分别诱降中国各类势力的“谋略计划”。该计划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各项阴谋都取了代号。

第一部分定名为“鸟工作”,要“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强有力的政权趋势”,目标是在政治上削弱抗战阵营,在中国建立较有影响力的伪政权

第二部分定名为“兽工作”,要“使蒋政权统治下的杂牌军瓦解归顺,削弱其势力”,目标是在军事上分化抗日力量,被其列入拉拢名单的有:宋哲元军、韩复榘旧部、东北军旧部、阎锡山军、石友三军、刘建绪军、徐源泉军及其他的武装团体;

第三部分定名为“山工作”,主要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进行拉拢;

第四部分为利用银行破坏法币,以扰乱中国经济。

(土肥原贤二)

为实现阴谋计划,日本决定设置代号为“竹机关”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中将主持(故又称“土肥原机关”),专门负责在华的各项政治、经济“谋略”活动。

土肥原起初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等出面组织“中央政府”,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作了不少努力。当时,曾在民国元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住在上海,土肥原竭力拉拢唐出山组成伪政权,但国民党军统派人以利斧将唐劈死。

吴佩孚在与土肥原的接洽过程中,坚持要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军,并附加了一些条件,土肥原难以接受,以至前后经过半年多仍未有结果。后又想撮合吴佩孚同汪精卫结盟,也没成功。吴佩孚于1939年12月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死,土肥原的计划受挫。

日军还试图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分化抗日力量。1939年下半年战火燃至广西境内,日军深知桂系和蒋介石有宿怨,而两广曾聘请过日本军事顾问,便想实施谋略,特派当年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密谈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中井也发出“致李、白将军书”,威逼利诱。

李宗仁等人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必须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回绝了日军的诱降。

对桂系拉拢招降工作只是前线部队的短期行为,而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则是由陆军部负责,“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由于阎锡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谈判过程中称阎锡山为“伯父”,故日本把对阎的诱降活动命名为“对伯工作”。

日本利用阎锡山军固守山西一隅,困难重重,阎本人生性多变的情况,对阎锡山展开了强大诱降攻势,由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具体实施,“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阎日双方在1941年9月签订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向阎锡山部队提供军费、武器,阎锡山则发表独立宣言,声明与重庆政府脱离关系。双方一度联系频繁,后日军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无力付给允诺的军费,曾毁约向阎军发动进攻以施加压力。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会面,但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此后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图使阎锡山投降,还把阎在安平村和日军军官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以“离间阎蒋关系”。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军与阎锡山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日本终未达到使阎锡山公开脱离抗日阵营的目的。

(阎锡山)

当然,日本要达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诱降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此,日本很快就放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蒋介石个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断让步。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仍要中国改变政策,“更换人事”,即蒋介石下野。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放弃了此条件。后来,日本又通过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的位置。”

为能和重庆政府谈判,日本寻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的人士接触。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与孔祥熙的心腹乔辅三、樊光的接触;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重庆政府联系的“司徒雷登路线”;企图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作为居间调停人的“钱永铭路线”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但在上述接触中,都没有取得实际结果,多是无疾而终。

(重庆国民政府旧址)

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真正坐下来谈判的仅有一次,即1940年的“桐工作” ———双方在香港等地的接触。1939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卓尔中佐为机关长(公开身份为武官),要他设法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铃木履任后,与自称是宋子文弟弟、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良的人搭上了线,经过互相摸底,双方均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日本方面制订了详细的谈判计划,并把此次谈判定名为“桐工作”。1940年3月7日,双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日方出席者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代表中国派遣军)、臼井茂树(代表参谋本部);中方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

谈判开始,中方提出3项条件:日军必须保证撤兵;日本明确“和平”的条件;会谈绝对保密。

经过4天讨论,日方提出了备忘录,要中方代表签字,中方却在最后关头提出了名为“和平意见”的8条修正案,要日方代表签字,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没有形成共同签字的文件。

6月3日,双方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性会议,在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但在日本要求的在华北驻兵权、中国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接着,双方又开始筹划由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3人参加的高层正式谈判。但此后,重庆方面的热情大减,并提出以日本须在“满洲国”和在华驻军问题上让步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日本方面觉得蒋介石缺乏“诚意”,陆相畑俊六于10月1日下令“军方立即与和平工作断绝关系”。“桐工作”正式收场。

综观日本诱降活动,虽然拉过去了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但结果与日本政府的预定目标有很大差距,多数正直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为所动,坚守了抗日阵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未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但在民族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形下与日方的这些接触,在民众的心理与士气方面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选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四卷精装插图典藏本,张宪文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201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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